撰文：楊軒妮 / 校稿：王恬恬

 早在疫情爆發之前，溫在弘就在國科會未來科技展提出疫情擴散模擬，透過追蹤足跡進行疫情風險評估。2020 年新冠疫情爆發，這項研究有了落地的機會，溫在弘於是開始思考如何將學術研究商品化。

溫在弘表示，透過產官學合作發揮地理資料的價值是他的專業，然而當學術研究發展為產品，他便開始不斷啊反思大學在產官學合作中的角色。地理資訊研究的主題多為公共事務，能提供政府許多政策建議，然而公立大學就是利用公家資源進行研究，提供政策建議給政府是否是一種產學合作？是否應該盈利？在與政府的產學合作中，大學端會被視為廠商還是學界？他感到非常矛盾與兩難。

因此，在「產學合作」之後，溫在弘進一步思考「官學合作」的可能。他發現，地方政府和大學之間有強烈的地緣關係，大學作為教育與學術研究單位，多以智庫角色協助地方政府推行業務。例如澎湖縣農漁局及文化局，委託了很多案件給澎湖科技大學和臺灣海洋大學，地緣關係和專業領域是地方政府在選擇委託大學時的重要考量。

溫在弘也發現，由地方行政首長、局處首長的人脈組成的「類智庫」，也在選擇委託大學時具有決定性因素，而這個「類智庫」可能會因政黨輪替或任期限制而頻繁更迭，地方政府與大學合作關係的轉變，也是值得深究的議題。

接著，回應溫在弘的「類智庫」觀點，施琮仁也發現，「人」真的是跨領域產學合作中很重要的關鍵，產學合作除了常透過人牽線，合作中也往往因人員的專業領域、思考模式、目標理想不同而面臨漫長的磨合過程。

對此，溫在弘補充，在一般企業當中學校的研發能力還是略勝一籌，美國的跨國企業研發部門能力可能優於學校，但台灣以中小企業為主，很多學生在業界遇到問題還是回學校找老師解答。另外，廠商的重點在於解決問題，因為案件都有時效性，結案後不會再去深究解決問題的理論依據，而學校的專業就是把事情理論化，把事情成敗的來龍去脈理清楚。

施琮仁總結，由於工作價值的不同，學界偏重於知識創新和理論價值，而業界則重視實用性和經濟效益；業界需要快速決策與成果，但學界更重視研究的嚴謹與深度，找出學界和業界的共同利益和興趣、重視人與人間的互動關係，才能發展出成功的跨領域產學合作。